张益豪 被隐藏的科技青年

  “生物学中的‘熵’，是指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在趋向平衡，而生命是一个高度有序的复杂系统，它是一个逆熵的过程。”

  “你看过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吗？里面有个‘人类补完计划’，大家到最后都变成橙汁一样的液体，那就是没有熵了。”

  27岁的张益豪，北大合成生物学博士。他从事的生命科学，被视为未来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之一，也被认为是未来新技术领域的竞争重点。

  在实验室观察培养器皿的时候，张益豪神情格外专注且专业；而一旁的桌子上，放着一个鱼缸，里面养着几条雷龙，在水草之间游来游去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小草缸，毫无疑问出自一名爱好者之手，和学业、科研都无关——摆弄它们的时候，这个1米85的壮汉神态又宛如孩童。

  他研究的领域属于生命科学。在这条路上，他走了十几年：高中曾获全国生物竞赛一等奖、第23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金牌；大学时率北京大学代表队参加全球iGEM大赛获金奖，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；博士攻读合成生物，即将毕业赴任高新技术生物公司的战略发展总监。

  他热爱生物学，也乐于举重若轻地向大众科普生物学。新冠疫情初期，“字节跳动”邀请他去做关于疫情的公益视频直播。在一开始人们对这一病毒还知之甚少的情况下，他把新冠病毒和人体细胞接触、进入细胞的这个识别过程比作钥匙和锁的配对。“只有病毒表面的蛋白质与细胞表面的一个受体蛋白匹配了，病毒才能打开细胞的大门，进入细胞......”解说深入浅出。

  张益豪非常希望大众能认识生命科学，听起来曲高和寡，实则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——“一个城市一天能完成几十万份新冠样本检测，这在非典期间是不可想象的。这是生命科学的进步。”

  “人造肉，是生命科学很火的一个赛道。我们吃的肉类都来自养殖动物，但是对环境资源消耗特别大，现在的生产模式支撑不了日渐增长的需求，未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研发了人造肉，两个思路：一个是用微生物合成同样的营养的东西，大多数企业采用这样的形式；另一个思路，用动物细胞培养，这样的形式成本更高。目前人造肉已经商业化了，还处于尝鲜阶段。但跟无人驾驶技术一样，未来一定会占了重要位置。”

  “我们知道白血病传统治疗是化疗、配型、换骨髓。实际上白血病是癌细胞逃过了免疫系统的追杀，而化疗会无差别地杀死细胞。生命科学的新方法是，通过透析分离出免疫细胞，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，再将经过编辑的免疫细胞注入病人体内，它具备了甄别和杀死癌细胞的能力……”

  他浸泡在实验室里，日复一日埋头研究；也活跃在“科研周边”，为大众就生物学答疑解惑——比如各类科普活动，包括在北京、深圳等地举办的科技讲座、座谈会等；他曾在知乎等网站写科普小文章，并有意在今后做科技自媒体——生物合成如今在国际上是“显学”，最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，张益豪很乐于把这一些信息分享给公众；未来，他还要在公司领导更多与生物学有关的艺术创作和公众教育项目。

  “追求科学探索的年轻人，最初一定是出于兴趣，然后不断由成就感去推动，长期的成就感产生使命感——无论在自然科学的哪一领域，这一条都共通。”一个科研人员在知乎上的这条发言，正是年轻生物学研究者张益豪的心声。

  “生物学真的很吸引人，那是一种混沌之美。”张益豪对生物学的热爱之情，多次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。长达十几年的生物学训练与研究，张益豪仍把这门学科视为自己的“真爱”，谈起生物学，他的眼中有光。

  从小张益豪就开始接触大自然，对各种生物充满好奇。他的父亲每到节假日或寒暑假，就带他回乡下爷爷奶奶家。乡间生态丰富，他要么自己跑去河里捉蝌蚪，要么和小伙伴去农田里摸小鱼儿，无拘无束，乐在其中。这种与自然的近距离接触，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启蒙。这种机会，现在很多孩子都付诸阙如。

  年幼的张益豪曾养过蚯蚓、蟋蟀，甚至蜘蛛——那是一种跳蛛。当时他用饼干盒子做了一个饲养屋，作为这个跳蛛的新居，还捉来各种昆虫，每日投喂。同学们看到后吓一跳，他却觉得很有趣，常常一动不动观察好久。

  “一点也不可怕啊！你不觉得它很古灵精怪吗？”那个跳蛛经常侧着头，用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和他对望，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。捕食时，慢慢向前靠近，突然迅捷出击……所有这些，都让童年的张益豪着迷。他还专门找了一个笔记本，每天认真写观察记录。在同龄人追求答题技巧的时候,这个未来的生物学人，更在意从日常观察中发现和认识普遍规律：一个个小小的生命，从小到大的发育和变化，就好像火车行进在固定的铁轨上，不会偏移也不会出轨……仿佛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背后左右这一切，充满了奥秘，令他兴味盎然。

  人长大后，也许会过这样那样不同的生活，但归根结底，穷其一生，可能都在内心深处不断追寻童年的那个自己。张益豪尤其如此，长大后的他，对生物的热爱始终如一。

  2011年，还是高二学生的张益豪，就已开始大量阅读生物学书籍。每天下晚自习，他便在宿舍里手捧一本生物书，沉浸在阅读中，很久很久。

  这年夏天，学校贴出国际奥赛生物特训班的招生海报，特别注明最好有绘画基础，因需要绘制植物和昆虫的结构图。张益豪从小就学绘画，还考过级。绘画＋生物，真是舍我其谁。

  虽然很多同学都报名各类奥赛，但出发点不同。他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如今也是科技人的王思鑫回忆：“那时候我们尖子班大都把精力放在数理化竞赛上，这几门学科突出，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机会。但他不一样，选择了生物这门在当时环境里比较冷门的学科。”他参赛是因为对生物学真心喜爱，而大多数同学仅仅是为了获得重点大学的Offer。

  2012年，张益豪一举夺得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金牌，当年秋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。从此在生物学的殿堂里，这个被兴趣驱动着的年轻人开始纵情遨游。

  大多数立志科研的人，都经历过挫败和迷茫，这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必须要面对的“第一个真正的困难”。这个坎儿，对张益豪来说，来得特别早。

  大一第一学期结束，考试成绩不高，班级总排名与自己的预期颇有差距。张益豪很迷茫，他不清楚自己擅长做什么事儿——在北大这个藏龙卧虎之地，整个人难免有些不自信：自己是不是不行？但北大很包容，分数之外的机会也在等待着他。他两次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iGEM大赛，这个比赛从内及外改变了他，让他重拾自信，找到归属感。

  iGEM，中文名为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，近十年来发展迅猛。从最早的麻省理工、加州理工、普林斯顿等五所大学竞赛，发展到全球上百个学校参与，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学生学术竞赛。

  2015年，张益豪正在上大三，在一个师兄的推荐下，当时负责北大iGEM事项、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欧阳颀院士找到他：今年的iGEM大赛，要不你来当队长吧？当队长和普通队员不一样，要全面负责，全身心投入，压力极大。张益豪一番犹豫，答应了下来。

  这一年北大队的参赛项目是“病原体的核酸检验测试”——没错儿，就是后来新冠疫情时家喻户晓的那类核酸检验测试。张益豪他们最先是想用活细胞来做检测，这在当时还是很前沿的研究，一般情况下别说本科生，研究生都无望独立承担这种课题。

  学生搞科研其实很难，本科生基本上就是感受一下——进了实验室你会发现，自己还完全是个菜鸟呢，做一些基本训练而已。就算读到研究生，中国大学的传统方式也是学徒制，学生给老师打工，用给老板干活儿的方式参与进来。

  而iGEM截然不同，参赛学生完全“自治”，从立选题到做实验，再到出论文，全部独立完成，学校一方仅提供经费和平台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却也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。

  最初他们的这一个项目进展很顺利，预实验结果让所有人喜出望外。但第二遍实验，之前很好的结果却重复不出来。所有人都傻了眼：这说明原先的设想行不通，整个课题可能走入了死胡同。

  仔细排查后发现，预实验的一个环节设置错误，导致全盘皆错。这时离正式比赛仅有短短两个月时间，是重新换课题？还是对原课题做改良？二者风险都很大，前者可能来不及，后者可能再次失败。

  当时大家伙儿意见非常多，好几个备选方案被提出来。众说纷纭，争论不休。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张益豪忽的发现，无形中大家都在等着他拍板。他之前的人生中，还从未有过这种经验。

  以前的张益豪，想和大家都搞好关系，让周围人都喜欢自己。当了队长后才发现，一味做好好先生根本行不通，重要的是拿出成果，哪怕为此而强势。说到底他要对整个团队负责。这不仅激发和锻炼了他的组织、管理和领导能力，也让他开始有意校正自己优柔的性格。

  这个当口儿，他作为主心骨最后拍板：继续原课题，改用蛋白质来完成核酸检验测试。目标一旦确立，大家立刻兵分两路，一路留在北大，在实验室里培养微生物；另一路前往中科院微生物所，驻扎在那里，借用对方的设备，从微生物中提取蛋白质。那段日子非常艰苦，每夜在实验室打地铺，睡三五个小时。半个月后，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。

  iGEM大赛不仅比拼项目本身，还要对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展示效果都进行打分。张益豪的绘画特长再次发挥作用，他亲自动手设计了各种宣传海报。当年9月底，张益豪和队友一起赴美国波士顿参赛。最终，他们的课题大放异彩，在这一年的全球竞赛中摘得金奖。这项研究成果后来正式发表在《ACS Synthetic Biology》——国际上该领域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学术期刊。

  iGEM大赛疯狂投入的这几个月时间，充满痛楚与狂喜。从美国波士顿归来，走下飞机的那一刻，张益豪心中若有所失。他知道，自己已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。

  皈依科学的人，会被深刻地锻造。对张益豪而言，那是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洗心革面。经过iGEM这番洗礼之后，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好，价值观也好，都会获得巨量的提升与变化。

  《Nature》杂志曾做过一次博士生调查，5700名受访者中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曾焦虑抑郁。而在张益豪的周围，也有不少科研博士陷入这种困境。“压力的来源比较多样，很多来自于科研课题的。而且在大多数博士生的认知里，他们的人生轨道从此就是单轨的，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冲，无另外的出路。”

  他说自己化解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有选择地“放弃”。他曾经做一个课题，遇到很大的挑战，留给他结题的时间也不多。这期间，他连续好几天睡不好觉，做梦都在讨论课题。胃口也不好，“每天以半斤的速度暴瘦”。努力无果，他决定给自己放一周假。

  他去了趟美国达拉斯，见了在那里留学的朋友。张益豪将自己的困惑和有经验的同行分享，他们对许多问题都有着独到的见解，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他终于想明白了：科学是客观真理，如果此路不通，一味较劲也不会改变结果。如果时间和客观条件不允许，比如受技术或者设备限制，有时候只能说服自己放弃。但放弃也并非完全丢掉不管，而是转化研究思路，或者用现有的成果去研究其他课题。

  科研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但对张益豪来说，即便如此，科研人生仍是他的唯一选择。

  经过长期的生物科学训练，在深刻理解生命是一个复杂系统之后，张益豪看待这样一个世界的方式也变了——他对多角度看问题的重要性，有了更清醒的认知。这赋予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：他从不同的消息来源、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再交叉验证，所以从不人云亦云。“譬如网上很多舆论事件，我会从各种新闻报道中抽丝剥茧，哪些是真实情况？哪些是笔者的臆测和主观表达？报道方各自的立场和倾向是什么？” 重新“解构”之后，他形成自己的思考逻辑，不会轻易被网络上煽动起的情绪带偏。

  多角度的思考判断，带给他的另一收获是：更加笃定和专注于长期做的事情。哪怕遇到意外，也清楚回报的下限在哪里，长期投入的结果是什么，因此不会轻易地陷入情绪化，也不会轻易改变赛道。张益豪这类青年科技人身上，最突出的特质便是他们多角度看世界的方法和角度。而这些特质，恰好为很多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同龄人所欠缺。

  博士毕业后，张益豪将迎来更多元的科技人生，但无论做所有的事情，他都会秉持这一理念——不管是科学实验，还是参与公司管理，概莫能外。

  虽然年轻的科技人正得到更多的关注，但“人才难求”依然是如今科技界普遍的叹息。就拿张益豪曾就读的高中来说，哪怕这所著名中学的顶尖 “小火箭”班，他的同学中走上科研道路的也仅仅是个位数。

  而人们对这类“少数族群”，难免产生刻板印象。“我听不少人说起科研工作者，都觉得应该是古板、老土、运动白痴、不爱社交……反正就是异于常人的Nerd。”张益豪觉得挺逗的。

  而90后张益豪让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一群体。他非常活跃，拍摄时表现力丰富，善于言辞，表现出很高的情商。他的师姐、博士后董一名，说他性格随和，几乎从不跟人红脸或争论——这一切，让他看起来和人群中的同龄人没两样。

  唯有自律，仿佛画了个圈子，让他与很多同龄人截然两分。每天起床号一响，他立马翻身起床，“而我们其他人都要赖一会儿床。”高中室友王思鑫对他此类自律的细节印象尤深。

  张益豪还被师姐董一名称为“斜杠青年”。这个词来自《》专栏作家麦瑞克·阿尔伯撰写的一本书，指某人跨界拥有多重职业和多元生活，其名字后的身份需要用几条斜杠来隔开，如演员/作家/摄影师。

  董一名因为iGEM大赛和张益豪结识，很快便发现他知识全面、爱好多元，非常有才华。他热爱打篮球，着迷于日本动漫，绘画更是他最亮眼的技能。打小学美术，缘分比生物学更早。他不仅在参加国际大赛时屡次发挥这一特长，还把这一技能运用到了商业领域——两年前他给师兄张浩千创办的蓝晶微生物公司设计LOGO，直到今天该公司的很多美术设计都出自他手。

  美术技能还被他用来推广生物学。比如，先后与清华美院、中央美院的师生合作，共同开发大学艺术课程——用微生物来设计作品，或用生物合成的新材料来做艺术创作。他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在国家博物馆展出，并结集出版。

  张益豪对不同学科领域和生物学之间的碰撞充满了兴趣。他不仅与设计师、艺术家合作，还经常同工程师、社会学家交流，一起畅想生命科学构建的未来。

  《都在劝退生物学，中国的生物学还怎么发展》，这是知乎上一个人气很高的帖子，两三百人跟帖，述说自己从生物学“出坑”的经历，原因多种多样，不一而足。转行是一种出坑，辞职也是一种出坑。马云谈及辞职问题，曾一针见血地说过：“原因只有两个，一是钱没给够，二是不开心了。”

  据一名圈内人介绍，中国发展到现在，科研待遇其实也不算差，差的是年轻科研人员。在高科技公司里的年轻人要好一点，最差的是在科研机构里工作的年轻人。以至于有人放狠话：“前期付出多，学习时间长，退出风险大，没有吃糠咽菜下苦功的觉悟，别来搞学术！”

  这是科研各行业的普遍困境。连当下最火的芯片领域，都有研发人员在网上吐槽：“有很多人问我，外部压力排山倒海，中兴直接被一剑封喉，半年巨亏70亿，华为海思也被海外半导体产业联合封锁……你们芯片这边，待遇有没有涨？据我看到的行业情况，并没有。”

  做科研又苦又穷——这是从老一代科学家起，就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。小青年怎么坚持下去？

  “局中人”张益豪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偏见，“科研本来就是一项和不确定性做斗争的长远事业,它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绣花题诗,没那么多浪漫和潇洒。科研就像过山车,非常刺激,有低谷也有惊喜。越是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创新，风险越大，机遇也越大，也正是我们做科研最幸福的地方。”

  像张益豪这样的科研青年，钱虽然拿得不算多，但做得很开心。披沙拣金，生物学这个“坑”，总会有这样一些开心的“情怀党”留下来。博士毕业他也选择了搞生物合成的公司，仍然在这个“坑里”待着。

  “大家都觉得搞科研很苦很清贫，但实际上，做科研可以把精力从低效率的重复性中抽离出来，多用在创造性的工作中。我们也应该想办法把科研向成果转化，让社会享受科学进步带来的生活和质量提高，同时让科研工作者赚到钱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工作后，他会在科研之外，把目光同时投向“发展的策略”——和更多的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、市场合作，寻求科研与商业之间更好的转化。

  张益豪的身边，还有很多同类，如他的师姐董一名，搞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；他的高中室友王思鑫，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，曾深度参与北斗航天集团导航系统的开发建设……这些年轻人，都是中国式的“隐物”。

  科技无法，只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，而外界也给予更多的认同和支持，我们才有机会最终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顶端。